由于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具体实施监管的部门之间的交叉，其中很可能存在多层交织的资源和人力浪费以及监管不到位等漏洞。相关部门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情况，最近一段时间发改委、信产部除了在各自职能范围之内发布对通信业的规章制度和情况通报，更多次联合相关部门发布通知、声明等。

　　在具体监管层面上，除了《情况通报》，近期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还在公开场合表示采取督促手机运营商在全国各地都推出单向收费方案，甚至提出具体时限要求以及移动通信企业新推资费方案不是单向收费者不予批准等措施以确保移动通信资费下调。政府部门走向前台使普通消费者增强了关于通信消费的信心，然而一些业内人士和产业观察者同时表示，目前政府的动作与达到预期效果还有不小的距离，而监管渠道的梳理、相关各部门的协调合作以及包括对现行报批程序在内的监管模式的优化和改进使行政手段影响更大、更为及时有效，将对整治、促进通信产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记者追问

　　通报后会有什么改变？

　　项立刚认为，从政府管理的角度出发，有关部门当然希望产业能在透明和健康的轨道上运营。

　　通信价格正是通信业被关注的焦点，由于目前各运营商旗下的业务及套餐种类繁多，便也给违法和欺诈行为埋下了隐患。而包括套餐、增值业务在内的隐性欺诈行为尤为严重，除了给消费者造成经济损失以外，对于消费者消费信心的打击最终会影响到整个行业的发展，使消费者产生严重的不信任。这样的恶性影响是亟待政府主管部门通过行政手段解决的症结，《情况通报》便是其中一种手段。

　　但是《情况通报》的效力毕竟有限，而所查处的违法案件也只是针对具体问题采取的针对具体事件的解决措施，对于通信产业及通信市场消费大环境的影响毕竟有限。

　　《情况通报》只是让人明白去年一年通信业的缺失在哪里、是如何对这些缺失进行弥补和处理的，其作用更多的是一种警示，毕竟很多问题不是一纸通报就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