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锌：

　　那这种确有恶意的陷害，如果你指责，我的意思是，假如你说我错了，你要追究我责任的话，那么这时候你需要来证明提供这一线索和信息的人是故意的，并且是恶意，否则的话，公民所具有的对于官员的监督权，本身就意味着他们可能会提出疑问和问题，至于这种问题和疑问是否真实，如果比如说质检部门、检查部门，它觉得应该重视，可以作为调查，这种调查是经过法定程序做出的结论，那这种结论应该是具有公信力的。

    主持人：

　　我们都是说网络上对于官员的人肉搜索，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官员的一种舆论监督，那么这种舆论监督怎么让它能够跟合理合法的正规的工程对接起来？

　　王锡锌：

　　这种对接从基本的层面来看，我们可以看到，首先网民通过他偶然获得的一些信息，向公众发布，这时候提供了一个线索，那么这种线索如果它所在的部门，官员所在的部门，相关的纪检监督部门，如果觉得这是公众提出了一个有必要加以回应的信息，它可以起动调查程序，那么我们根据纪检监督的规定，可以对官员被举报的这样一个线索做出一些调查，这时候线索与正常的调查程序启动，虚拟空间的某些信息能够起动真实空间的法律程序。

　　主持人：

　　那又有一个问题，比如说对于现在，因为对于官员，首先人肉搜索就是一个新鲜事物，对官员的人肉搜索是一个新鲜事物，但是我们不妨有这样一个假设，就是对官员的人肉搜索一旦成为一种常态，就是我发现的蛛丝马迹不再引起它所在的这个部门的纪委的同志所高度警惕的时候，那又应该怎么对接？

　　王锡锌：

　　人肉搜索的技术其实可以从广义和狭义这两个角度来讲，那么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或者说媒体观众极度关注的人肉搜索是一个狭义的人肉搜索，也就是寻人，通过提供某些背景的信息，我要去探究更多的关于目标个体的全部信息，这样一种情形下，我们可以说这种狭义的人肉搜索如果我们将它用于普通的公民个人，那的确是一种恐怖的力量，甚至像有些人所说的，可能会构成对隐私权、人格权、名誉权的一种侵害，但是为什么我们强调对官员依然需要这样一种监督呢？宪法上所讲的监督权并没有说不包括网络上的监督，事实上今天信息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所谓远程监督这样一种可能性，远程监督，我们知道所谓的官员、公职人员他们往往是被公众所关注的，他们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他们经常出现作公共场合，因此他们的一些蛛丝马迹更有可能为公众所感知，所发现，公众在这里所提供的，我刚才说了，只是一种有价值的信息，有可能是有简直的信息，他们提出了一些疑问，这种疑问我觉得需要注意一点，我们不能够将它武断地认定为就是事实，至于是不是事实，需要经过法定的程序来调查。

　　主持人：

　　好，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当官员遇到了人肉搜索该怎么办。也巧了，就在几天前号称侵权第一案的“自杀日记”事件一审宣判了，那么对照这样的一个案件，会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启发呢？

　　(播放短片)

　　解说：

　　上周四，备受关注的由姜岩死亡博客引发的网络暴力第一案有了宣判结果，大旗网和“北飞的候鸟”网站被法院宣判侵权，今年年初，姜岩因丈夫外遇自杀之后，愤愤不平的网友对姜岩的丈夫王菲发起了猛烈的人肉搜索。把他和第三者的姓名、工作单位、地址、电话号码、父母情况等等个人信息，都详细地在网络上进行了曝光。

　　人肉搜索的触角触及范围扩大到了当事者的家人，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最近还有个与王菲有相似经历的，但身份却并不普通的人，他的家人信息被网友人肉之后曝光到了网上，他就是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被网友指责抽天8价烟、戴名表，而引起网友热火朝天对他展开了人肉搜索，自称为“人肉王中王”的网友详细地制作了一个名为“人肉继续疯狂，周久耕局长被深度挖掘，已请假不上班的帖子中，爆料周久耕的弟弟从事房地产工作，连公司的名称地址和网址都写得清清楚楚。还有其他网站更是爆料出，周久耕的儿子是做建材生意的，这些信息虽然目前还没有得到当事人的回应，但势必会对他的生活带来不小的压力，同样是自己的生活被骚扰，但王菲和周久耕这两名当事人却很显然反映不同，比较起王菲的高调起诉，最终胜诉，官员们面对被人肉搜索的尴尬时，显然表现得沉默得多，信息时代网络社会，人肉搜索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是普通人也好，还是官员也罢，都有可能面对被揭出老底的尴尬，这无疑给一些官员带来不小的压力。

　　正像一些评论指出的那样，当官员人肉搜索逐渐成为监督新渠道的时候，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官员隐私被暴露在公众的面前，究竟官员有没有隐私，其实就在这方面的法律界定尚未明晰，官员被人肉搜索事件频发之时，北京和南京都出台了一些指向官员个人生活的特殊规定。

　　规定中指出，一定级别以上的领导干部婚姻变化时都要向组织报告，而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甚至还曾经计划实行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由此可见作为公众人物的政府官员的隐私权与普通人物相比，空间和界限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小。